走进各地政务办事大厅，时常能看到这样一幕：群众怀揣急难事项前来窗口求助，工作人员认真听完诉求，最终往往以一句 “我需要请示领导” 收尾。

依规开展内部层级报批，本是政务运行的正常程序，可在现实当中，这句话渐渐变成一道隔绝干群的无形屏障：内部层层流转迟迟没有下文，办事群众只能在外焦急等候。群众期盼的从来不是繁琐的内部流程，而是问题能够妥善解决、事项能够顺利办结。

随着放管服改革持续纵深推进，全国政务服务整体效率大幅提升。但 “凡事必先请示” 的依赖症，依然是部分基层窗口难以根除的顽疾。这类问题既有干部作风松懈的表层原因，更存在权责机制失衡的制度症结。

一、“请示依赖” 缘何沦为办事 “挡箭牌”

在科层治理体系下，坚持先请示、后履职，是厘清岗位权限、防止越权审批的基本准则。一线办事人员权限有限，无法擅自突破政策口径，依规向上级汇报无可非议。

值得警惕的是，正常程序正在异化为习惯性推诿。少数窗口干部面对群众诉求，第一考量不是如何破解难题，而是规避履职风险。遇到复杂事项，不主动研究政策、不主动跨部门协调，简单把办事难题向上转交。有的工作人员以政策细节有待核实为由，把简单事项人为复杂化；有的只宣读条文规定，却不向群众告知补齐材料、创造办理条件的可行路径；还有的明明可以现场给出明确指引，却一味等待上级批复才肯答复。

这种层层向上移交矛盾的做法，披着严守规矩的外衣，本质是懒政避责。本该在一线就地化解的民生诉求不断向上传递，既浪费行政人力，拉长办事时限，也一点点消耗群众对政务服务的信任。

二、权责失衡与避责思维：乱象背后的制度根源

如果只把问题归咎于窗口工作人员，显然有失客观。“遇事就请示” 的普遍现象，根源在于权责配置不对等、考核问责机制存在偏差。

其一，权责清单细化程度不足。不少基层岗位没有清晰列明当场办结事项、上报审批事项的边界清单。面对常规业务尚可依规办理，一旦碰到政策尚未覆盖的新情况新问题，一线人员缺少现场处置依据，为了不触碰红线，只能选择 “多请示、少决策”，层层报批就成了最稳妥的自保选择。

其二，追责压力偏大，容错空间不足。当前对不作为、慢作为的督查问责日趋严格，但容错纠错机制大多停留在文件条文层面，缺少细化落地细则。在 “多干事多担责，少干事少出错” 的心理预期下，干部优先考虑程序合规、保全自身，“走完流程” 慢慢压倒 “办成实事”，担当精神被自保心态冲淡。

其三，服务理念没有真正转向群众本位。部分部门设计办事流程时，优先考虑内部管理便利，把部门办事逻辑放在群众办事需求前面。当内部流程优先级高于民生诉求，政务服务容易陷入内部闭环，群众的急难愁盼自然被搁置在后。

三、破解困局：推动权限下沉，夯实干部担当

根治 “请示依赖”，既要狠抓干部作风建设，更要补齐制度短板。当前自上而下推进基层减负、向基层放权赋能，为破解这一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路径。

第一，做实基层放权赋权。多地已经按照改革要求梳理乡镇、街道履职清单，清理基层无力承接的事项，把高频民生审批权限下沉至窗口一线。同时依托 “接诉即办”“吹哨报到” 等联动机制，赋予基层协调跨部门事项的权限与资源。只有把权责清单落到窗口，绝大多数常规事项才能实现当场受理、当场答复，把不必要的层层请示压缩到最低限度。

第二，做实干部担当兜底。容错纠错不能停留在口头。2024 年 8 月，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再次明确严格落实 “三个区分开来”，为敢闯敢干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各地应当尽快出台量化、可落地的容错实施细则，清晰界定改革探索中的无意失误与失职渎职的边界，打消一线人员干事顾虑，鼓励干部在政策框架内灵活解决群众难题。

第三，做实前置化便民服务。要把群众诉求摆在内部流程前面，依靠制度固化服务准则。全面落实首问负责制，设立疑难事项兜底窗口，跨层级、跨部门业务由首问责任人全程跟踪督办，不让群众多头跑腿、反复问询。借助数字政务打通部门信息壁垒，用线上数据流转替代线下层层口头请示，真正实现一窗受理、后台联审，兑现 “一次办好” 的改革承诺。

政务服务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一句 “请示领导”，小则关乎一件民生小事的办理效率，大则关乎党群干群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深化改革。把层级报批严格限定在确有必要的事项上，把履职担当压实到每一个基层岗位，既是制度优化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放管服改革成效的试金石。期待随着放权赋能、容错机制不断落地见效，“遇事请示” 回归正常管理程序，不再成为隔开民心的一堵高墙。 

责任编辑：唐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