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创
作者：子腾
2026-06-25 21:34
核心提要： 江西丰城代课教师游生荣，在乡村讲台坚守37年6个月，临近退休却因社保问题陷入困境。当地以"全省没有先例"为由拒绝其补缴诉求。本文从法律、政策与社会治理三个维度剖析此案，探讨代课教师群体权益保障的制度性缺失，并提出法治化解决路径。
2026年6月，江西丰城。年近六十的游生荣站在丰城市张巷小学门前，眼神复杂。从青丝到白发，他在这个乡村讲台上站了整整三十七年零六个月。
三十七年来，他拿着远低于在编教师的工资，承担着同等的教学任务，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如今面临退休，他却发现自己没有社保——这意味着，半生的辛劳可能换不来一个安稳的晚年。
他向有关部门提出补缴社保的诉求。丰城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建鹏的答复是："全省没有给乡村代课教师补缴社保的先例。"丰城市社保中心主任裴庆华则表示，补缴需先确认劳动关系，而游生荣没有提交相关证明。游生荣坚称曾提交申请被拒，双方各执一词。更令人无奈的是，丰城市法院认为，代课教师补缴社保的诉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也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没有先例"——四个字，堵住了一位老教师三十七年坚守换来的基本权益诉求。这起案件，是一个人的困境，更是一群人的缩影。
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劳动关系认定问题。
从法理上讲，游生荣与学校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是清晰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即使没有书面劳动合同，只要同时具备三要素——主体资格、管理隶属、业务组成——劳动关系即告成立。游生荣三十七年代课生涯，全程服务于公办小学，接受学校日常管理，承担常规教学任务，与正式教师在工作内容上并无实质区别。
问题出在证据层面。要求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去搜寻几十年前的工资表、考勤记录、教案等纸质档案，本身就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更何况，游生荣声称曾提交材料，社保中心却称未收到——这种"罗生门"背后，是举证责任分配的制度性不公。
笔者认为，证明劳动关系的责任不应完全由劳动者承担。 《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对用工事实负有记录和保存义务。当劳动者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长期用工事实——譬如工作年限、任教学校、教学档案等——举证责任应当合理转移。将繁琐的举证责任全部压在弱势的劳动者一方，本质上是程序正义的缺失。
事实上，近年来多地司法实践已出现积极变化。云南、河北等地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开始适度放宽代课教师的举证要求，允许通过证人证言、工作合影、教案笔记等辅助证据形成证据链。这种司法理念的进步值得借鉴。
即便劳动关系得以确认，游生荣们要完成社保补缴，还面临三重结构性障碍。
第一重障碍：法不溯及既往。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逐步建立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1999年施行，《社会保险法》2011年施行。在此之前的工龄能否补缴，完全取决于各地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出台的具体"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政策。笔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对此规定不一，部分省份明确规定某一年之前的代课工龄"不视同缴费年限"。
第二重障碍：地方标准悬殊。 同样是代课三十年的老教师，在广东每月可获900元补助，而在河南汝南县每月仅有10元——相差90倍。陕西白水县每认定一年教龄发放11.54元。这种天壤之别，根源在于缺乏全国统一的代课教师权益保障标准。同一片蓝天下，因地域不同而晚年命运迥异，这本身就是制度公平的缺失。
第三重障碍："先例"思维的制度惯性。 当地教育局以"全省没有先例"为由拒绝。问题在于，现行《社会保险法》早已明确用人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缴纳社保的义务，这项义务不以"有无先例"为前提。 所谓"先例"，不应成为判定民生权益的标准，法理和事实才是。如果每一个权益诉求都要等"先例"出现，那么第一个维权的人永远等不到公平。
本案中一个极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司法救济渠道的堵塞。
丰城市法院认为该诉求"不属于劳动争议，也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这一裁定在法律上或有依据，却暴露了制度设计的结构性问题——当行政途径以"没有先例"拒绝，司法途径又以"不属于受理范围"将之拒之门外时，劳动者的权益救济便陷入了"无处可说理"的真空地带。
行政救济不畅，司法救济无门。这种双重困境使得代课教师群体的权益保障成为"法律上有权利、实践中难落地"的典型样本。笔者注意到，重庆等地法院在类似案件中亦持谨慎态度，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往往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而法院同时指出此类问题"应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行政推司法、司法推行政，劳动者被推来推去，最终无处可去。
值得肯定的是，2026年以来，部分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开始探索突破。河北省某基层法院在一起代课教师劳动争议案中，突破性地认定代课教师与学校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并据此支持了社保补缴诉求。这一判例虽尚未形成普遍约束力，但为同类案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游生荣的遭遇绝非孤例。
长期以来，乡村代课教师是基层教育的兜底力量。在偏远乡村学校师资不足、正式教师不愿留守的年代，正是一代代代课教师填补了缺口。他们拿着微薄的薪酬，承担着同等的育人责任，默默支撑着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的运转。
然而，这些年各地陆续清退代课教师，一次性补偿只能覆盖短期劳务对价，却无法解决他们晚年的养老保障。三十七年的工作时间，早已远超社保最低缴费年限，如果不予补缴，就意味着半生劳作无法兑换基本的养老权益。养老保障的核心，是对劳动者终身劳动价值的制度性认可。 对于普通基层从业者而言，社保不是额外福利，而是晚年生活的基本依托，是尊严的底线。
令人欣慰的是，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国家政策层面出现积极信号——教龄可以视同社保缴费年限，财政补贴帮助补缴。广东、广西等地已开始发放专项补助。河北饶阳县财政局在2025年底提前下达了2026年省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原民办代课教师的教龄补助。云南陆良县的做法更为积极——教龄15年以上的民办教师，退休后按公办教师工资的三分之二发放待遇。
这些地方实践表明，解决代课教师养老保障问题，不仅在政策上可行，在操作上也可及。问题在于，政策利好如何在更多地方落地生根，惠及每一个需要它的老教师。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确立举证责任合理分配机制。 对于长期用工事实清晰、证据链相对完整的代课教师，社保部门应当主动调查核实，而非将全部举证责任推给劳动者个人。教育主管部门有义务配合提供历史用工记录。对于年代久远、原始档案缺失的情况，应适当放宽证据形式要求，允许证人证言、工作实物等辅助证据形成证据链。
二、建立代课教师社保补缴专项通道。 针对教龄长、贡献大、临近退休的代课教师群体，制定专门的补缴政策，明确"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标准和补缴程序，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避免"一事一议"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三、完善司法救济渠道。 对于行政途径无法解决的社保争议，应当明确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的受理范围，确保劳动者的权益救济不因"不属于受理范围"而被程序性驳回。法院系统应当对代课教师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给予更为实质性的审查，而非停留于形式审查层面。
四、推动全国统一保障标准。 教龄补助标准悬殊、地区差异巨大的现状亟待改变。建议在国家层面出台统一指导意见，明确代课教师社保补缴的基本原则和最低保障标准，缩小地区间待遇鸿沟。
五、打破"先例"思维，回归法理与事实。 三十七年的讲台坚守，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劳动证明。相关部门不应机械套用过往案例，而应回归法理本身、回归劳动事实、回归民生本心。每一次权益诉求都是一个独立的权利主张，它的正当性不取决于之前有没有人主张过，而取决于法律是否赋予了这项权利。
游生荣的故事，是一个人的困顿，也是一代人的缩影。
在编教师的社保权益完整落地，而代课教师的社保权益却常年处于灰色地带。这种因身份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对待，不仅寒了基层教育从业者的心，也在无形中影响着乡村教育的人才储备和代际传承。
法谚有云："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但当权利人已然惊醒、奋力呼救，制度却以"没有先例"将之拒之门外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制度存在的终极意义，究竟是守护既有的"先例"，还是回应鲜活的"权利"？
尊重每一份长期付出，落实每一项法定劳动权益，打破僵化的先例思维，让制度回归以人为本的本位——这才能真正对得起那些扎根基层的奉献者，让每一位劳动者的晚年保障不再悬空。
这不仅是游生荣一个人的期盼，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基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