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廉评论app
作者：鹰瞳
2026-07-07 18:52
2026年7月7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有余。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已联合发布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最高人民检察院亦发布了“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法治护航民营经济”行动方案》正在全国深入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所确立的“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基本原则，正从制度文本走向司法实践。
然而，法律的落地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制度护企”与“个案公正”之间，仍有大量复杂问题需要在具体案件中反复检验。
天津广盈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与王海东、李宝剑、王国春之间的股权代持及职务侵占争议案，正是这样一个值得深入审视的样本。案件交织着股权代持的口头约定能否对抗工商登记公示效力、极端低价关联租赁是正常商业安排还是利益输送、民刑交叉案件中程序如何衔接等核心法律命题。2026年6月17日，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与此同时，刑事报案尚处于公安机关受案审查阶段。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揭示了股权代持纠纷中“无书面协议即否认代持”的司法认定困境，凸显了关联交易中合法商业安排与刑事犯罪的边界模糊，也暴露了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程序衔接的制度性难题。这些，恰恰是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过程中必须直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涉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中明确指出：民营企业的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同样不可侵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同时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准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如何在“同等保护”与“刑法谦抑”之间找到精准的平衡点，考验着每一级司法机关的裁判智慧。
本文作者系资深律师兼时政评论员，以天津广盈案为切入点，结合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发布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对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深度分析，并对当前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中的成就与不足提出思考。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立场，旨在为《民生通道》与《以案释法》栏目提供一份可供讨论的观察文本。
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就是保护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惩治侵害民企的违法犯罪，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秩序。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营商环境的每一次改善，都需要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公正处理开始。期待本文能引发读者对这一命题的深入思考。 编辑 康桥
（2026）津0104民初1287号民事判决书在程序上并无明显瑕疵——立案、送达、举证、开庭、判决各环节均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但就法律适用的精准性与事实认定的完整性而言，该判决存在若干值得商榷之处。
（一）股权代持认定的“唯协议论”倾向
判决认定原告未能证明代持关系存在，核心理由是“无书面股权代持协议”。这一认定逻辑看似稳妥，实则过于机械。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股权代持是指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的权利义务关系。该规定中的“合同”不限于书面形式，口头约定在法律上同样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判例中亦明确指出：在无书面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并不必然否认代持法律关系的存在，而应综合考量是否存在真实的股权代持合意、是否实际缴纳出资、资金来源、出资能力以及双方是否存在特殊关系等因素审慎认定。
本案中，存在若干指向代持关系的证据：其一，《财务临时管理办法》明确使用了“代持”一词，记载“89.12%股权转由李宝剑代持”；其二，王国春在微信聊天中自认“李宝剑因为各位股东代持股权”；其三，0元转让不符合真实股权买卖的商业逻辑；其四，据控告方主张，李宝剑的出资款来源于从母公司挪用的款项，并非个人自有资金。这些证据虽不足以单独证明代持关系，但若综合考量，能否形成优势证据从而认定代持事实的存在——至少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层面——并非没有讨论空间。
判决书对这些证据的证明力未作充分回应，尤其是对《财务临时管理办法》这一关键书证——系争议发生前即已形成、带有一定“同期记录”性质的内部文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证据评价上略显单薄。
（二）对王国春缺席的处理：程序合规与实体缺位
王国春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程序上没有问题。但王国春系本案股权转让的主导者、代持安排的核心当事人、低价租赁合同的实际签署人，其缺席意味着代持关系的核心证词无法当庭质证。法院在判决中仅以“法定代表人行为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一笔带过，未进一步探讨王国春缺席对事实查明的实质影响，也未依职权对王国春在另案（刑事报案）中的陈述进行必要的审查与采信，这在证据调查的充分性上存在不足。
（三）工商登记公示效力的绝对化
判决强调“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这一立场符合公司法的一般原理。但公示效力不应被绝对化。《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言之，工商登记是确认股东资格的法定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在确有证据证明登记与实际权利状态不符时，应当允许通过诉讼予以纠正。
判决书在论述中未能充分体现这一区分，将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等同于股东资格的终局确认，在逻辑上存在跳跃。
（四）民刑交叉视角下的审慎考量
本案最值得关注的，是民事诉讼与刑事报案之间的微妙关系。民事判决作出之时（2026年6月17日），刑事报案已处于受案审查阶段（2026年5月21日报案）。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民事诉讼采优势证据标准，刑事诉讼要求排除合理怀疑。更重要的是，刑事侦查可以调取民事审判中难以获得的证据（银行流水、讯问笔录、司法审计报告等），可能得出与民事判决不同的事实认定。
在明知刑事案件尚在审查的情况下，民事判决对相关事实作出终局性认定，虽不违反程序法，但在实体公正的追求上略显仓促。若刑事侦查阶段发现了足以推翻民事判决事实认定的新证据，民事判决将面临再审的压力。
从刑事法律的角度审视本案，需从职务侵占罪的四个构成要件逐一分析。
（一）主体要件：三人是否属于“公司工作人员”
王国春系控告人原法定代表人、财务总负责人，主体身份无争议。李宝剑、王海东虽为工商登记的名义股东，但二人实际全面负责广盈易富公司的日常经营、物业招商、租金收取、合同签署等管理工作，长期完整行使企业管理人员职权。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刑法评价原则，二人属于本罪的适格主体。
（二）客观要件：是否“利用职务便利”
三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行为包括：王国春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低价租赁合同；李宝剑以执行董事身份掌控公章、财务、物业、合同签约权限；王海东以执行董事身份管控物业出租和租金收取。这些行为均依托于各自的职务管控便利实施。
（三）客体要件：是否侵害“本单位财物”
职务侵占罪侵害的是公司法人财产所有权。案涉商贸城物业、租金收益、商户保证金均属于天津广盈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法人财产。三人通过低价关联租赁将租金收益转移至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直接侵害了天津广盈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权。
（四）主观要件：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这是职务侵占罪认定的核心与难点。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方面综合推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人与所在单位之间是否存在经济纠纷；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平账等掩饰行为；相关账目能否反映单位存在相应债权等。
本案中，三人明知股权代持约定、明知资产收益完整归属母公司，仍实施低价关联租赁、隐匿账目、私转股权、长期截留收益等行为，且事后否认代持事实。这些行为足以指向非法占有目的。
（五）涉案金额与量刑
本案指控侵占金额1920万元。依据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职务侵占1500万元以上即属“数额特别巨大”，对应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一）“同等保护”原则的司法落地
民营经济促进法确立了“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推动落实'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的要求”。
本案中，若刑事指控成立，则三人利用公司管理职务便利侵占巨额财产的行为，侵害的是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对这一类行为，应当与侵害国有企业财产的行为“同责同罪同罚”。
（二）刑法谦抑与依法惩治的平衡
最高法《指导意见》要求“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项行动”。这意味着在处理涉企案件时，既要依法惩治犯罪，又要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本案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有股权代持争议（民事性质），又有低价关联租赁和收益截留（可能涉及刑事）。关联交易本身并不违法，但以关联交易为名、行利益输送之实，则可能跨越刑事红线。
公安机关在审查立案时，需要审慎区分正常的商业安排与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占有行为。这一判断的标准，不在于交易是否存在“合同”这一形式，而在于交易是否公允、程序是否合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对司法实践的启示
本案凸显了当前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的若干制度性难题：
其一，股权代持的证明困境。 口头代持约定难以获得民事审判的认可，而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往往占据优势。如何在维护登记公示效力的同时，为实际出资人提供有效的救济路径，需要司法实践进一步探索。
其二，民刑程序的衔接不畅。 本案中，民事诉讼先于刑事立案，但刑事侦查可能发现民事审判无法获取的证据。如何在保障程序独立性的同时，实现民刑程序的有效衔接，避免事实认定相互矛盾，是当前司法实践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三，关联交易的刑事边界模糊。 低价关联租赁究竟是正常的商业安排还是利益输送，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难以界定。这需要更加明确的裁判规则和更加精细的证据审查标准。
天津广盈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前民营企业产权保护中的成就与不足、进展与困惑。
从成就看，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颁布实施、最高法最高检密集出台的配套文件，已经构建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法治保障体系。从不足看，法律条文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司法裁判规则、如何在个案中实现“同等保护”，仍然需要大量的实践探索。
本案中，民事判决在程序上合规，但在实体认定上存在“唯协议论”的倾向；刑事报案尚在审查，最终结果有待观察。但无论民事判决如何、刑事立案与否，本案所揭示的制度性问题都值得深思：股权代持的口头约定如何在法律上获得有效保护？关联交易的刑事边界如何清晰界定？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程序如何更加顺畅？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产权，就是保护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惩治侵害民企的违法犯罪，就是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秩序。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而营商环境的每一次改善，都需要从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公正处理开始。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