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初次审议。这部 2004 年施行的法律迎来系统性修订，草案共 9 章 170 条，覆盖自动驾驶规制、电动自行车管理、便民服务等诸多领域。其中针对 “盲驾”“暴走团” 的明确治理，以及自动驾驶专章的制度突破，紧贴民生痛点，彰显出法治回应现实的治理逻辑与民生温度。

“盲驾” 入罚，剑指对生命安全的轻慢 草案明确，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或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若造成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可并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盲驾” 的本质，是驾驶员注意力被电子屏幕剥离，目视前方却对路况感知近乎失效。高速行驶中低头看手机的数秒内，车辆已滑出数十米，其间任何突发状况都可能酿成惨剧，风险程度不亚于酒驾、毒驾。此次修法将其纳入重点治理范畴，是对道路安全风险源的精准识别，体现了立法对出行风险的与时俱进。 草案设置 “造成事故或严重后果” 的处罚前提，既划清行为红线，又保留了合理执法裁量空间，尽显立法的克制与分寸。而法律威慑力的真正落地，仍有赖于执法技术升级与路面管控常态化，让分心驾驶的违法成本成为可感知的约束。

“暴走团” 入规，厘清公共空间的权利边界 近年来，多地 “暴走团” 占用机动车道列队行进、逼停车辆的现象屡引发社会争议，此次草案给出明确规制：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对违法占用道路开展健身、娱乐等活动的行为，应及时劝阻和制止。 道路的核心功能是通行，当群体健身行为侵占机动车道，损害的不仅是正常通行权，更是全体交通参与者的安全底线。草案以 “许可制” 划定公共空间的权利边界，重申了公共资源的使用规则：便利自身不能以妨碍他人、牺牲公共安全为代价。 但治理不能止于禁罚。民众健身需求增长与城市公共健身场地供给不足的矛盾客观存在，法律划出底线之后，更考验城市治理能力 —— 如何在有限空间内拓展安全健身场景，让健身群体有路可走、有场可去，是修法之外的民生必答题。

自动驾驶入法，突破传统责任框架 本次修法的一大制度突破，是新增 “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 专章，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自动驾驶通行规则。 草案明确，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车辆须通过通行规则符合性测试并登记后方可上路，实行交强险制度，企业须保障车辆行驶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不得虚假宣传智驾功能。未激活功能及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按传统规则管理。 这一规定打破了 “谁驾驶谁负责” 的传统原则，将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向技术提供方，是对自动驾驶技术本质的制度回应。尽管配套执行细则仍待完善，但草案已然填补了自动驾驶的法律空白，让技术发展始终运行在法治轨道上。

从早期聚焦车辆管理，到规范个体驾驶行为，再到此次面向群体秩序、技术变革的综合治理，道交法的演进始终围绕 “人” 这一核心。约束盲驾守护生命，规范暴走团维护秩序，适配自动驾驶护航技术向善，每一项制度都在安全与民生之间寻找平衡。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草案仍在审议完善之中，但其释放的治理信号已然清晰：法治既要及时回应社会新痛点、守住安全底线，也要秉持民生温度、兼顾合理需求，守护亿万家庭的出行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