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廉评论app
作者：鹰瞳
2026-09-17 12:24
近日，青岛中院对退休副省长陈某明家管家李鹏盗窃案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法院审理查明，李鹏在担任管家期间，历时两年半盗取茅台、五粮液等名酒及首饰，销赃获利 243.5 万元，以盗窃罪获刑十年六个月。
图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外景。本案由该院作出二审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图源：视觉中国 澎湃新闻 资料图
案件一经报道，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公众关注的焦点，已经超越 “管家偷酒” 本身，直指一个退休二十余年的副省级干部家庭，为何能够长期囤积如此巨量名酒。围绕罪名定性、立功认定和财产来源核查，有三个法律问题值得认真梳理。
庭审中，李鹏及其辩护人提出，其日常负责搬运酒水，对酒水有一定接触和管理便利，本案应构成侵占罪而非盗窃罪。这一辩解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从刑法原理看，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基于委托关系合法持有他人财物。侵占罪的核心要件是 “代为保管”，即行为人受权利人委托，在合法持有财物后，产生非法占有的故意，并拒不退还或拒不交出。而盗窃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图为警方查获的被盗茅台、五粮液等高档名酒（资料图）。本案中李鹏两年半间累计盗走的名酒及首饰，销赃获利共计 243.5 万元。 图源：红星新闻 澎湃新闻 资料图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陈某明家并未授权李鹏 “保管” 涉案酒水。李鹏参与搬运酒水，只是基于管家身份形成的劳务性接触，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委托保管关系。也就是说，李鹏对这些名酒不具有合法保管权，其行为属于趁主人不知情，将他人财物秘密转移并据为己有，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这一定性直接影响量刑。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侵占罪数额巨大的法定刑为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盗窃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法院最终以盗窃罪判处李鹏十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体现了对行为性质的准确认定。
案件审理过程中，李鹏及其辩护人还提出，李鹏曾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陈某明家庭涉嫌行贿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构成立功，应从轻或减轻处罚。法院经审查后未予认定。
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据此，立功成立的法定前提，是揭发内容或线索已经查证属实。
青岛中院二审裁定的逻辑很明确：李鹏所提举报线索 “尚未查证属实”，不符合刑法规定的立功条件，因此依法不构成立功。
这里有一个重要界限需要辨明：“尚未查证属实” 与 “已查证不属实”，在法律上不能画等号。前者是指有关机关尚未形成确定性结论，后者则是指经调查后明确否定了举报内容。法院以 “尚未查证属实” 为由不认定立功，是严格坚持证据裁判原则和法定条件，并不意味着对被举报问题作出了实质性结论。
本案最值得深思之处，在于刑事判决与公众关切之间的张力。
判决解决的是李鹏是否构成盗窃、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但公众追问的是：一个退休二十余年的副省级干部家庭，仅被盗窃部分就价值 243 万元，那么未被盗取的同类财物还有多少？这些名酒究竟从何而来？
陈某明家庭方面解释，涉案茅台系其女儿自 2006 年起陆续购买，但未能提供原始票据。这一解释是否成立，显然不能仅凭当事人陈述，而需要纪检监察机关结合财产来源、购买能力、交易凭证和家庭收支情况进行全面核查。
应当看到，盗窃案的审理与财产来源的核查，是两条不同性质的监督线索。盗窃案解决的是 “管家偷酒” 的刑事追责问题；财产来源是否合法，则属于纪检监察监督、职务犯罪调查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审查的范畴。两者不能相互替代，也不应相互混同。
我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退休干部管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公职人员退休后，并不当然脱离原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和监察监督范围。副省级干部属于中管干部，其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权限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因此，对陈某明家庭财产来源的核查，必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监察管辖规定，由有权机关依法独立推进。
如果经查证，相关家庭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本人不能说明来源，还可能触发《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审查。该罪的成立，不以盗窃事实为前提，而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且本人不能说明来源为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鹏盗窃案的判决，只是揭开了问题的一层面纱。公众真正期待的，是另一条调查线也能给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结论。
一方面，司法机关依法严惩盗窃犯罪，体现了对公民财产权和社会秩序的保护。李鹏利用管家身份秘密窃取名酒和首饰，数额特别巨大，法院以盗窃罪定罪量刑，于法有据。
另一方面，公众对巨量名酒来源的质疑，也不能止步于刑事判决。退休不等于 “平安着陆”，离职不等于 “既往不咎”。对副省级干部家庭财产来源的核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依法独立、全面深入，真正做到 “账该查就查”。
只有刑事追责与监察调查同步推进、各归其位，才能让本案既成为一起普通盗窃案的司法标杆，也成为一次具有警示意义的公共法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