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要求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而现实中多地报案群众却遭遇推诿和程序空转，这一差距暴露出执法规范与基层实践间的深刻断裂。

“女医护网上兼职被‘富二代’骗钱，拿着法院裁定书派出所没立案”——辽宁盖州市王女士拿着明确裁定书却被派出所拒绝立案；“龙马潭分局对报案人的案件既不受理，也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泸州市龙马潭区一诈骗案受害者在网络问政平台无奈求助。

近期公安部再次强调公安机关应确保人民群众报案“应接必接、该受必受、当立则立”。然而，基层公安机关在实际受案过程中不予受案、不予立案的现象时有发生。

2025年11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提出各地公安机关应严格执行“三个当场”制度、首接责任制度。

根据规定，对于群众上门报案，应当当场进行接报案登记，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接报案回执并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的方式和途径。

这一表态并非首次。公安机关深化受立案制度改革已持续多年，各地纷纷响应，如广西全区120个县级公安机关全部设立接报案中心，刑事案件超期立案问题明显改善。

然而，理想化的制度设计在基层实践中频频受阻。

一位匿名网友向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反映，2024年8月，他向龙马潭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提交了关于诈骗罪的报案材料，要求公安机关出具收受案件材料回执。

但刑侦大队二中队梅队长仅称需要审查材料，并未出具回执。

此后，案件在刑侦大队和经侦大队之间反复推诿，报案人按要求重新提交材料却仍遭拒绝。截至2024年底，龙马潭区公安分局既不立案，也拒绝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

类似案例在各地均有发生

江西赣州章贡区，报案人陈某于2025年4月报案，材料被经侦大队转给水南派出所，后又被转至章江派出所，最终收到一份敷衍的不予立案通知书，报案人对资金去向的疑问未获解答。

基层公安机关面对海量案件常感到力不从心，办案经费紧张，调查取证工作推进受阻。法院系统面临大量民事纠纷，立案压力不断增加。

刑事立案标准把握困难，后续侦查取证耗力又容易出错，使得民警更倾向于采取“策略性回避”。

执法程序衔接机制存在明显空转现象。

辽宁盖州市王女士的案件中，法院已作出涉嫌刑事犯罪的裁定，但未主动移送公安机关，而是要求当事人“自行报案”，显著增加了受害者的维权成本。

部门间“踢皮球”现象反映出的程序衔接机制失灵，不仅损害个案正义，更侵蚀司法公信力。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明确要求，公安机关接受案件后应当迅速审查并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不予立案的，必须书面说明理由并送达控告人。

然而在实践中，接警民警常以口头判断属“民事纠纷”为由拒绝刑事立案，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书，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程序救济的权利。

根据《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可向原决定机关申请复议，或向同级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救济途径的知晓率和使用率有限。

公安部已推行案件类警情动态清零机制，实现对疑似应立未立和未落实“三个当场”案件的智慧筛查、智能评查，但基层落实效果仍有差距。

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筑牢“最后一公里”的程序正义。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明确刑民交叉案件的移送标准、时限与责任，构建公安、法院之间高效衔接的信息化平台；另一方面也更依赖每一个基层执法者和司法者的恪尽职守。

公安部已采取多项措施，在派出所等基层执法单位配备8.9万名法制员，强化内部监督；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监督立案数量同比下降71%，显示监督质效提升。

这些举措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真正让程序正义在每一个个案中得到体现。

在公安部配备8.9万名基层法制员的同时，仍有报案群众在不同的派出所和经侦大队之间被“踢皮球”，连一张合法的受案回执都无法获得。

程序正义不仅是写在纸上的规定，更是需要基层执法人员用手去执行、用心去维护的实践。

当盖州市王女士拿着法院刑事裁定书仍无法推动立案时，她失去的不仅是追回钱财的机会，更是对整个执法体系的信任。

公安部推行的“码上报案”等信息化手段为便民提供了可能，但技术的便利能否转化为程序的公正，最终取决于制度背后的人是否真正将“当立则立”从口号变为行动。(综合   央视新闻  泸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