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提议驾照申领与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挂钩，这一做法在国外已有先例，但能否在中国有效推广，仍需在伦理与效率间找到平衡点。

2011年4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有望在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这一提议随即在舆论场上激起千层浪。

时光流转至2026年，器官捐献与驾照申领“关联”的构想是否已经从设想走向现实？

若查看相关数据会发现，2024年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超6600例，是2011年的235倍。但庞大的患者需求与有限的器官供应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

起源与背景

黄洁夫的提议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长期面临的严峻现实。根据2011年的统计，中国每年约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约1万人能够获得手术机会。

即使在推行试点改革的广东等10个省市，2010年全国也只成功实施了28例公民去世后器官捐献手术。

这种情况下，黄洁夫提出将器官捐献意愿登记与驾照申领环节相结合，看似是一种创新思路。他解释：“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系统完善后，在申领驾照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可以选择捐或不捐，以及捐献何种器官。”

这一构想的核心逻辑在于，驾照申领者多为身体健康的成年人，恰好是潜在的器官捐献者群体。

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

黄洁夫在介绍这一提议时特别提到了国际经验。他指出，澳大利亚的驾照持有者约80%都愿意签署器官捐献表，在英国这一比例约为45%。

在欧美许多国家，驾照申领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已成为常规流程。这种“提示性选择”机制，既尊重个人自主权，又能有效提高捐献意愿登记率。

然而，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西方存在显著差异。“死要全尸”的传统观念在相当一部分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这种文化心理可能成为器官捐献推广的重要障碍。

中国器官捐献体系起步较晚，2010年才在10个省市试点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在这一背景下，黄洁夫的提议被视为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一种尝试。

伦理争议与权利平衡

将驾照申领与器官捐献意愿登记挂钩的提议引发了诸多伦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一做法能够显著提高潜在捐献者基数，挽救更多生命。

他们指出，驾照申领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公民在健康状态下理性思考并表达自己的意愿，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家属面临艰难抉择。

但反对者担忧，这种做法可能构成“道德绑架”，利用公民对驾驶权的需求来推动器官捐献。有人质疑，在办理驾照的流程中，申请人可能无法获得充分的信息和思考时间，其同意可能不是真正的“知情同意”。

现状与未来走向

2026年的今天，黄洁夫的提议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虽然一些地区在驾照申领环节提供了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表，但这仍是自愿选择，而非强制要求。

中国器官捐献体系在过去十几年中取得了显著进步。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已超过600万，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超5万例。

然而，器官短缺问题依然严峻。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数据，目前中国每年仍有约3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供需比例约为1:30。

在技术层面，中国已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系统、分配系统和共享平台，确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公开。

构建可持续的器官捐献体系

从长远来看，一个可持续的器官捐献体系需要建立在公众理解、信任和真正自愿的基础上，而非单纯依赖行政手段。

首先，需要加强公众教育，提高对器官捐献的认知和理解。这包括在学校教育中引入生命教育课程，在医疗机构和社区开展宣传咨询活动。

其次，应优化捐献流程，为捐献者家庭提供更多人文关怀和支持。黄洁夫曾表示，将制定在器官捐献之前、期间和之后对捐献者及其家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照顾的相应措施。

此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益也至关重要。中国已于2020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明确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为器官捐献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平衡生命拯救与个人自主权这一永恒命题上，黄洁夫的提议或许可被视为一次有益的探索。它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试图在尊重个人选择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形成更积极的器官捐献文化。

正如黄洁夫本人所强调的，“每个人都有选择权。这是人权问题，不存在不愿意就是不光荣这类问题。”

在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制度的完善，更是社会观念的转变和生命教育的深化。

只有当公众真正理解器官捐献的意义，建立对捐献体系的信任，才能在面对这一选择时，做出既符合个人意愿又有利于社会公益的决定。这或许才是黄洁夫提议背后更深层的启示。

（综合   北京周报  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