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进驻菊香书屋，只要求床要“特殊一点”，木板床一点雕饰也没有，却十分宽大，在旁边可以放很多书，每天躺在床上看书、看文件，十分方便。住了十八年，面里摆放着他大量的书籍。逝世后，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整理藏书，编制目录就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初步统计有近十万册。

毛主席酷爱读书，一生与书为伴，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主席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拿起书来读。为了阅读方便，在他的办公室、寝室、饭桌、卧榻甚至卫生间里都放着书。工作到凌晨睡下时也要半卧着读一会儿书。

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史书无疑是他读得最多的。读史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寻找经验智慧。

现在所看到毛泽东的最早文章，是1912年6月的学生作文，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署名“普通一班毛泽东”。时年18岁，肯定商鞅是“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中“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而商鞅之法是为“战胜诸国，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良法”，堪称一反传统主流史论的新见。

晚年毛主席曾经多次强调自己只是一个“教员”。“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说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之后“久思组织私塾”，“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计划“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历史”是“国学”之根本，是毛泽东久已形成的观念。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课程，有很多分析中国历史的内容。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主编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本重要的党史文献。明确了学习研究党史的基本思路是历史分期，重要问题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1936年12月完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他自己说“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其中不仅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还借鉴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战略退却”一节，举了春秋时期的“曹刿论战”，还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军事艺术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的历史学积累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军事史的热心研习。

1939年5月20日，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什么叫“古”，就是从盘古至今；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通古今”，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就是在讲如何学习我们民族历史时提出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毛主席读史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不是毫无批判地照搬照抄历史经验，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地分析历史，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939年冬完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主席修改的。第一节“中华民族”和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倾注了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深沉思考，集中体现了毛主席的历史观。而平时以历史知识来开导说服身边的战友和部下，是主席常用的工作方式。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此前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限制，只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思想、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毛泽东早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分歧，成为毛主席下决心整风的直接导火索。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

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恰逢建党20周年。毛主席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批评研究历史没有组织，数典忘祖；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马列主义消化不了，成了留声机，对中国问题无兴趣，对党的批示不重视；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

1942年3月30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学习研究党史的目的意义：“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创造些新的东西”。1945年4月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整风结束。特别讲到其战略思考：“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每到重大历史节点或重大纪念日来临，都要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历史。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看到国共两党可能在战后爆发冲突，黄炎培等六名身处两党夹缝中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前往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既是为了缓解心中对未来的焦虑，也是试图为经历外敌入侵劫难之后的中国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黄炎培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风气既感到振奋，也为这种气象能否始终持续产生担忧。7月4日，他与毛泽东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毛主席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尤其重视从农民革命史中吸取经验教训。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认为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骄傲轻敌、生活腐化、失去民心。这篇文章引起毛主席高度重视，印发该文号召全党引为鉴戒。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平，坚定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三大战役”胜利后，蒋介石又玩起“和平”把戏，妄图“划江而治”。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解放南京，毛主席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其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毛主席特别热爱历史资源，北京、西藏都是和平解放的。

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对孙中山作出了崇高的、科学的历史评价。文中称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理由是他“很虚心”地注意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当前的社会情况和外国的情况。有五句话应视为至理名言：一、“读历史是智慧的事”；二、“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三、“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四、“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五、“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苏霸权的包夹之下，毛主席借鉴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历史典故，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策略方针，积极进行国家建设，并赢得亚、非、拉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支持。

毛主席曾经表露过专门研究历史学的心愿。1939年1月给历史学家何干之写信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资料”，又说“将来拟研究近代史”。1944年11月致郭沫若信写道：“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1957年5月，会见伏罗希洛夫表示：“当主席太复杂，麻烦人。我是想退下来当个大学教授。”秘书田家英说到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1959年5月，毛主席谈到，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对于研究近代史已经有比较具体的考虑。

“文革”设想集中体现了毛主席对历史和现状、革命和建设的广泛探索和大胆创新，体现了对理想社会主义的追求。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脱离了中央集体，被林江反革命集团利用，导致严重扭曲。

毛主席虽然终生没有机会专门研究历史，但是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历史学是他长期修养自身、营养自心的最基本的文化内容。文史大家高亨教授1963年曾经作《水调歌头》词表述读毛泽东诗词的感想：“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

1975年9月，毛泽东对芦荻说：学文科的人必须懂历史，这是基本功，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野史也大半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因为它假的多，就自己来搞一套历史，不懂了，那是形而上学，是傻子。所以，还必须要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

虽然知道“二十四史”的人很多，但读完的很少很少。它原著是文言文难读，笔法不一，有4000多万字。假使每天读一万字也要坚持11年才能读完。“二十四史”是毛主席读了一生的书，也是在他手中最为沉重的一部书。不仅读原著，还习惯评论作者写法和注家注解方面的短长，并给予史学上的评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史观，是毛主席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运动基本线索的一把钥匙。1964年，毛泽东写《贺新郎·读史》，以诗论史：“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一书较为直观地体现了毛主席研学历史的情景。通读完了二十四史，我已满头白发，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暮年。回顾起来不过是那些同样的事情一再发生。

毛泽东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成功与他的历史学素养有直接的关系。他对于历史的关心、重视和熟悉，超过许多政治家。他对于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斯诺评价他是“一位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作为历史学家是把论文发表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历程和伟大实践之中，经历的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实践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无不带有坚实的历史研究背景。历史主义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衍生今天倡导的长期主义。

知古鉴今、资政育人是中华史学的优良传统和显著标志，毛主席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了发扬光大，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如何学习历史、研究历史进而创造新的历史，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启迪我们在新时代运用历史思维，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掌握历史主动权，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法廉评论网 李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