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起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学校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上级部门还是选择沉默，成为检验校园安全责任底线的试金石。

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指出，安全是办学的底线，也是抓好各项工作的首要任务。然而，现实中部分学校在面对学生欺凌事件时，仍然存在“内部消化”思维，试图通过瞒报、谎报或迟报来掩盖问题。

这种回避行为不仅违背了《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中关于“不得瞒报、谎报、漏报、迟报”的明确要求，更可能使小问题演变成大事件，让受害者承受二次伤害。

制度防线

校园安全治理已形成从国家到地方的制度体系。天津市今年6月修订实施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了具体条款。

规定要求学校建立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制度，在遇到学生欺凌等安全事件时，必须第一时间向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全国各地的学校也制定了相应预案。上海市黄兴学校的应急预案明确要求，一旦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应“第一时间救治受伤学生，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徐州开发区侯集实验中学的应急处置预案同样规定，报告内容要“准确、客观、详实，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

瞒报之害

当学校选择隐瞒欺凌事件时，直接的伤害显而易见：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救助与心理干预，欺凌行为可能持续甚至升级。

更严重的是，瞒报行为破坏学校安全体系的完整性，阻碍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选择往往基于短视的“维护形象”考量，却忽略了更长远的安全风险。

校园欺凌瞒报行为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校园安全生态造成多方面破坏：

问责机制

制度若缺乏执行与问责，便形同虚设。《天津市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第四十条明确了责任追究机制：学校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瞒报、谎报或拖延不报重大安全事故的，有关主管部门应对学校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云南省玉溪市教育体育局的权责清单中，专门设有“对学校瞒报、谎报或者缓报重大事故的处罚”事项，依据包括《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中关于瞒报、谎报或缓报重大事故的责任条款。

屯溪三中的重大事故报告制度同样明确规定，对于延报、谎报、隐而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要追究主要责任者和相关领导的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突破路径

预防和杜绝校园欺凌事件瞒报，需要建立多重保障机制。明确而简化的报告流程至关重要，确保一线教师在发现欺凌事件时清楚知道向谁报告、如何报告。

强化监督与问责机制同样不可或缺。天津市已建立由多部门共同参加的学校安全联合检查机制，每年定期开展联合检查。这种跨部门协作模式值得推广。

此外，还需要营造敢于报告、及时报告的制度文化。青岛长沙路小学的应急预案中特别规定，对校园欺凌事件反应迟缓、故意推脱、懈怠而导致安全事故进一步扩大的教师，学校将予以严肃处理。这种明确的反向约束有助于形成积极的报告文化。

当夜幕降临，天津市某中学门口的“护学岗”警灯依然闪烁。 不远处校园值班室的灯光下，一份关于欺凌事件报告的流程图贴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

从一线教师到学校负责人，每个人都清楚知道那条不可触碰的信息报告红线。只有在制度约束与文化自觉的双重保障下，校园才能真正成为阳光照耀每个角落的安全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