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
作者：康桥 通讯员 刘佳惠
2025-12-29 16:43
一名9岁男童因父亲工资纠纷被残忍杀害，姐姐用27年青春追凶，而法院的判决因一纸证据瑕疵从死刑变为死缓，引发了社会对司法判决中证据与情感平衡的深刻思考。
2025年12月23日，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易庚华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易庚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一判决标志着“姐姐为亡弟追凶27年”案暂告一段落，也让社会关注到法治进程中的证据理性与人伦情感之间的微妙平衡。
1992年12月22日，一起因工资纠纷引发的悲剧在广东湛江上演。当天上午，湖南籍男子易庚华与同乡李某祥发生争执；下午，易庚华竟前往李某祥9岁儿子李某平就读的小学，将孩子带至甘蔗园内持刀杀害。
这起案件直到2020年5月嫌疑人落网才告侦破，跨越了近30年的追凶之路。
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被告人犯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和罪行严重，应当依法予以严惩”。但判决同时指出：“鉴于公诉机关未能提供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量刑证据存在瑕疵”。
正是这一关键性的“证据瑕疵”，成为了从死刑立即执行转为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依据。
根据《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这一条款确立了我国死刑适用的基本原则和死缓制度的法律基础。
在司法实践中，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间存在明确的法律界限。死缓并非独立刑罚，而是死刑的特殊执行方式，其核心区别在于是否“必须立即执行”。
影响这一判断的因素通常包括案件证据的完整性、被告人的悔罪态度、犯罪动机和手段、社会危害程度等多重因素。
本案判决中提到的“量刑证据存在瑕疵”，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界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解释，瑕疵证据是指侦查部门以轻微违法的形式获得的证据，与非法证据有本质区别。
非法证据往往侵犯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或刑诉法规定的重要权利，而瑕疵证据通常仅涉及一般程序性权利的轻微侵犯。
在本案中，由于案发时间距今已近30年，关键证据如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等已无法提供。这类因时间久远导致的证据缺失，在证据法上属于典型的证据瑕疵，而非非法证据。
法院在量刑时必须考虑这一客观因素对事实认定的影响。
从司法实践看，瑕疵证据可以通过补正或合理解释来挽救证据效力。但本案中，由于时间跨度长达27年，相关证据已无法补正，这必然影响法院对犯罪具体情节的精确认定，进而影响量刑选择。
这起案件的司法程序并非一帆风顺。2021年2月，湛江市检察院曾因“认定李某平死亡的证据不足”对易庚华作出不起诉决定。
家属李海玉随后向广东省检察院提出申诉。2021年9月，广东省检察院受理申诉并调卷审查，最终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易庚华杀害李某平的犯罪事实”，撤销了不起诉决定。
在2024年11月1日的一审庭审中，易庚华承认李某平遇害，但辩称是“过水沟时，刀不小心划到了被害人”，声称这是意外。
公诉人则出示相关证据予以反驳，并建议法院判处易庚华死刑。
“姐姐为亡弟追凶27年”的故事中，李海玉自1997年初中辍学后，一人走遍多省寻找嫌疑人，甚至为确认易庚华身份并收集证据，与其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暧昧网聊”。
2014年，她的父亲李某祥去世，临终前留下字条：“一定要把犯人绳之以法”。
家属的诉求十分明确：“我不要任何赔偿，我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在了，我只要他死刑”。
然而，法治的核心要求是理性裁判。法院在判决中必须严格依据证据和法律规定，不能因情感因素而偏离证据裁判原则。
这种证据理性与人伦情感的张力，正是本案引发社会关注的重要原因。
死缓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刑罚执行方式，具有重要的刑事政策价值。根据刑法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在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有重大立功表现，可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这一制度体现了 “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改造自新的机会。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对于类似本案因时间久远导致证据不完整的历史积案，法院在量刑时保持必要的审慎和克制，有利于维护司法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同时，这也提醒侦查机关必须重视证据收集和保管的规范性，避免因证据瑕疵影响后续的司法程序。
旁听完宣判后，李海玉步出法庭，27年的追凶之路终于有了司法回应。法院判决书中“量刑证据存在瑕疵”的表述，像一道法理与情感的分界线。
一边是家属失去亲人的无尽悲痛，另一边是司法对证据完整性的严苛要求。
甘蔗园里的血迹已随时间淡去，但法治进程中的理性光芒正在每一个证据审查、每一次法槌落下时悄然生长。死缓判决背后，不仅是针对个案的法律适用，更是中国司法在罪刑法定与证据裁判原则指引下，对历史积案处理的审慎平衡。